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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峰:面试侯选者家人与“父为子隐”的社会学分析

  网络上对这件事情的看法莫衷一是,支持者多是“弥补考试选拔不足”,“家庭和谐才能干好”之类的主旋律语言,而反对者则认为“家属回答难以客观”或者“家属难以看出问题”,更多地人则把矛头指向选拔干部的制度,认为公选干部应该从长远出发云云。在这里,我只想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一下为什么公选干部不能采用家属的言辞“证明”。

  在《论语·子路》里,有这么一段,小子备录于此:“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也就是说在孔老先生中,只有父亲为儿子隐瞒劣迹,儿子为父亲隐瞒劣迹,方可算得上是真正的“直”。千百年来,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人,对孔子的思想可谓是耳濡目染,直根于骨髓和血液,他们从来都是深信这个道理,直到今天,似乎也未曾真正改变过。

  话归正题,当初,有关部门出台“面试候选人家属”这么一个举措,初衷或许是好的,为民选官嘛,多听听别人怎么说的毕竟不是坏事吧,不是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吗,多考核几条指标终归是对的,也或许政府部门考虑到这个问题,当事人的家属不老实,不说真话,“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话语也在他们头脑上闪烁过,但是转念一想,不对,那一套是农耕社会的小农意识作怪,才会有那种“小农意识”,现在是社会主义新中国,到处充满着和谐和正义,不可能出现这种状况,有的只是“大义灭亲”,所以听取更广泛群众的意见,当然包括最关键的亲属对当事人的评价言辞,应当作为选拔面试者的重要指标之一。

  在我看来,这样的指标没有任何意义。“父为子隐”里的父,我觉得不仅仅应该看作是父亲,而应该看作是家庭成员或者亲属的泛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家庭作为社会最小的组成单位,在一定的时间段内,家庭这一单元与社会其实对立的,因为他们在利益的分割等方面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因此亲属之间即便是有某人存在劣迹,他们也为互相隐瞒的,就是缘于这个道理。毕竟“血浓于水”,即便是有矛盾,也会在萧墙之内先解决掉,然后再一致对外,所谓“争于内,不辱于外”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试想,你儿子即便是对你这个做老子的不好,不实在是迫不得已,你会走上法庭去状告你的儿子?你会在人前人后说你的老子的不是?我想应该不会,你要是真说了的话,人家也会在你背后戳你的脊梁骨,如果你真告了的话,即便是胜诉了,估计除了每个月的一张汇款单外,失去的将会更多。这里面除了爱之外,最重要的是“利益”在驱使着做老子的行为,这里的利益当然不仅仅是包括获得的实际利益,比如说儿子的赡养费等,还包括自己的面子、荣辱等。孩子毕竟是自己的孩子,他再怎么不是,那都是他的孩子,他真的能“大义灭亲”吗,他真的能为了你能选出好的干部而说自己孩子的“不是”吗?他肯定先想到的是自己这个家庭的利益,在这样的情况,他的话能管用吧,有可能是“信口雌黄”地唱双簧(说不定在面试前天都已经排练好了相关回答要素呢),也有可能是避重就轻,突出自己的亲人虽然不是圣人,有那么点小问题,但是大问题没有,人嘛,也不是神仙,说不定这样也是一个策略,自己的亲人更加有“人”味儿嘛,考官一激动,得,就选他了,这样的领导以后肯定会对子民更“人性化地管理”,培养出来的全是“良民”,社会才能更加和谐,自己的乌纱帽戴得才更长久。

  不说也罢,其实大家都明白的一个道理就是,这样的“创新”其实是在演戏,演给谁看?演给社会看,不,社会才不买账呢,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其实,是演给上级领导看,证明他们在选拔干部时多么地认真,多么地创新,多么地负责,毕竟是选“父母官”嘛,哪能马虎啊。说不定到年终工作总结时,上级的一纸嘉奖令,又成为了某位领导的“加官进爵”的有力筹码,只有他们自己,心里跟明镜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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